历史上真实的商鞅：这种个性张扬的人，其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，自然也直来直往。他不隐瞒自己的恃才傲物，也以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得，自比为“五羖大夫”百里奚。商鞅被新王追杀时，竟然还敢回奔魏国，似浑然忘却了当初自己是如何以诈道来计害魏公子卬的。
也许对商鞅而言，这亦是另一次的“孤注一掷”，只不过他这一次的投机未免太过天真，所以商鞅投机准确时令人惊叹，但错误时则令人哑然失笑、莫明所以。终归一句，商鞅就是这样一个作风明确、表里相符的人，所以司马迁称其为“天资刻薄人”、“少恩”，因为他毫不忌讳地摆出高人一等的态度，也不惮别人对他投机作风的不满，甚至还视别人为跳板。
若从“法”的执行，来看待商鞅的个人特质，“认事不认人，认法不认人”也可以看成是其优点。但不可忘记，商鞅这种优点的背后，其实透显着一种“以人为刍狗”的态度，正因为视人为工具、手段，所以才能站在旁观者的角度，以冷静、理智的态度去执法、判断。
“利害”与“功利”乃是商鞅的最高目标，在这一点上，他与秦孝公可说是有志一同。在功利的诱导下，投机成了他的不二法门，刻薄寡恩成了他对待人、事、物的一贯原则。因此，旁人便不在他的眼中，高傲固执成了他惯有的作风。
商鞅是中国历史法成功的代表。在那样的时代，那样的国家，商鞅能令秦一夕巨变，委实令人讶异。也因此，商鞅变法便衍生出不少有关改革的议题或答案，包括在思想、学术和文化都尚未定型时，是改革阻力最少的时候；民族性简朴的国家较具改革成效；法家信赏必罚的观念较符合改革色彩等等，不枚胜举。
而原因，似乎都指向了文化方面的问题。可是这些论点似乎无法解释为何商鞅最后竟遭受横死、被抄家的下场，于是我们仍需对他的人格特质作一番分析，方能找出他既“成功”又“失败”的缘由。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一开头便有对商鞅个性的生动描写。商鞅不顾公叔痤的警告，断定魏惠王必不杀己，颇能突显他胆识过人的一面。